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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40年 杨振宁与李政道决裂始末
一九五七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成为率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但两人多年后交恶，于一九六二年形同陌路的决裂分手，不但国际科学界引以为憾，日后在返回中国大陆贡献科学成就的各种场合，杨、李不合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上的一件阴影。而两位当代中国大科学家的对撞起因，即在一篇经典性论文的排名先后问题，有关诺贝尔颁奖过程的不同待遇，也种下两人心结。
今年是杨振宁八十岁大寿，科学报导作家江才健继科学家《吴健雄传》，再度执笔中国科学大师传记，由天下文化出版发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这本传记不仅叙述了杨振宁的童年和成长历程，也包括其亲情生活与科学成就。最引人注意的章节之一即杨、李失合的来龙去脉。书中杨振宁也提出一九八九年、他写给老师、已故中研院长吴大猷的信，那是两人交恶多年后，杨振宁对老师报告两人合作情形。
而江才健也在作者后记指出，他曾去信给李政道希望能采访他，李政道没有回信，而过去香港电视台制作杨振宁电视专辑时，李政道也拒绝了接受访问。
天才遇见天才惺惺相惜
一九四六年杨振宁、李政道初次见面时，杨振宁已经是芝加哥大学名声鹊起的一位天才研究生，一九四六到四九年杨、李关系非常密切，杨振宁在中国早已念完硕士，在芝加哥大学自然成为只念过二年大学李政道的兄长，李不管是选课，或者碰到不懂的问题，都会去请教杨振宁。
两人合作起于一九四九年，共同合写第一篇论文，合作作者还有一位学者布鲁斯。一九四九年杨振宁离开芝加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杨振宁还向欧本海默推荐李政道，李接下两年聘书与杨振宁做邻居。
杨振宁刚写完一篇统计物理易新模型理论，李政道来了之后，两人在此基础上合写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第二篇论文结论，单位圆定理，在统计热力学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发展。
论文排名先后种下心结
两人的不合关键，还在于这两篇论文两人的排名。为什么头一篇杨振宁的排名在前，李在后，而第二篇是李政道在前。
李政道自己在六十岁出版《李政道论文选集》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指出，第一篇论文当中有两个定理，「大部分是我证明的」。写完那篇论文，杨振宁问他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李写道，「因为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对于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但是由于中国尊敬长者的传统，我同意了。」后来李政道检视科学文献，认为这对他不公平，因此第二篇论文排名反转过来，虽然那篇论文中间的单位圆定理最关键是杨振宁做的。
杨振宁对于李政道在事隔多年以后，对于这个排名的问题的回忆，大吃一惊。因为杨振宁与李合作之前，和费德曼、蒂欧姆诺两人合写的论文都排名在前，且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而杨振宁确曾为了这个小老弟毕业后，发展不顺利，为了帮助他，愿意将排名摆前。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因女人「第六感」直觉阻止此事，认为李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一篇文章排名在前，一篇在后。这是两人关系的第一次裂痕。
13年合作终止形同陌路
一九五六年两人合写一篇论文，得到诺贝尔奖，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欧本海默说，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草地上。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系正式破裂，关键在于美一九六二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恒守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藉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后来证实他这个想法，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而科学界非常震惊。
颁奖差别待遇阴影难消
写过爱因斯坦传的科学家派斯说过，要了解杨振宁、李政道的决裂，须对中国文化有更多了解。派斯直觉猜测，杨李之间的兄弟情，有中国文化的义气关系，这是问题的所在。
李政道后来曾写文章说了，一九五七年到瑞典颁奖，杨振宁问他，可否按年龄大小顺序来领奖。
后来外面也流传说法，李政道对于颁奖时，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夫人秦蕙君。
两人不讳言，诺贝尔奖的盛名在两人关系投下阴影。物理学家戴森与杨振宁是邻居，戴森儿子过生日，杨的大儿子杨光诺来他家，一个妈妈问他将来做甚么，只有七、八岁大的杨光诺回答，「我要一人得诺贝尔奖。」
更有人说，他们是为了彼此太太们间的事合不来。杨振宁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请吃饭，试图想调解此事。周恩来先问，他们是否不合，杨说，是的。接著周恩来又问，是为夫人而不合？杨说，不是。聪明的周恩来就不说话了。
杨振宁与李振道到底有什么矛盾,导致关系非常好的两个人最后决裂的?
因为杨振宁多次在与李政道合著的论文中纠结姓名排序的问题，这让李政道感到非常不爽，李政道甚至认为杨振宁人品有问题，主动和杨振宁决裂的。
杨振宁和李政道同为西南联大的校友，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了两个年级。上世纪40年代，俩人先后被派往美国学习深造，并先后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才开始有了交集。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和李政道一同工作研究，并联名发表论文，俩人逐渐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1949年，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在杨的推荐下，李政道于1951年9月也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杨和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这段时间堪称是俩人合作的“蜜月期”，在此期间杨和李共同发表多篇论文。李政道曾经说过：“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虽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这段俩人的合作成果显著，但也有一件事使得俩人之间开始产生了隔阂，就是关于论文署名的排序问题。他们曾经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的论文，这篇论文有两个子标题分别为《凝聚理论》和《格气和伊辛模型》。
按照国际惯例，合著论文的署名应该以姓氏英文首字母来排列，也就是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但是杨振宁却要求将《凝聚理论》署名改为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理由是杨振宁认为他比李政道年长四岁。
出于情面，李政道虽然同意了杨振宁的这个请求，但是心存芥蒂，俩人也因此产生了隔阂并暂停了合作。这件事为日后俩人彻底决裂埋下了祸根。
后来，李政道离开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的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
1946年秋天，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认识李政道，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密切。“杨振宁的成长经验中都是做大哥，那个时候胖胖的李政道才刚要满二十岁，而且个性非常随和，杨振宁又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自然而然的特别照顾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情，象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书中写道。
1949年，两人开始合作，在外人眼里，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令人羡慕。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曾说过，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
1956年，杨李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1957年，杨李登上了诺贝尔的奖台。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键在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由于报道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不久后，这篇文章以《宇称的问题》命名，杨振宁认为，这个标题的英文是个双关语，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文章刊登后，两人的关系岌岌可危。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杨振宁有过一次长谈，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二人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那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哭了，李政道也哭了。
这之后，二人的关系稍有好转，然而6月以后，又开始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等。杨振宁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李政道看到这封信后，二人永远地分手了。
多年以后，李政道曾在他的《论文选集》里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写道：“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1题目里，2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3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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